70多年前日本就有营养法，中国营养法何时落地？

“十多年前，我有两个愿望：一个是营养立法，还有一个是女儿出嫁。如今，女儿的孩子也已一点点长大，而营养法却仍未落地。”从2002年开始就在为营养立法做调查、准备材料的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翟凤英感叹。

解决好营养问题，每年可节省168亿元

“吃饭还要立个法呀?”每次递交营养立法相关材料的时候，总有人这么问翟凤英。她内心却一直很坚定，“还真有必要，而且非常必要，吃饭营养不达标，问题很大！”

改革开放前后，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从高碳水化合物、低蛋白、低脂肪、低维生素的“一高三低型”快速转换为高能量、高脂肪、高蛋白、低膳食纤维的“三高一低型”。

吃得“好了”，一些毛病也跟着来了：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(2015年)》显示，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0.1%和11.9%，高血压患病人数已超过2亿，糖尿病患者达到9700万，与膳食不平衡有关的慢性病死亡占死亡原因的70%，上述慢性病每年住院医疗花费为827.3亿人民币。

《2018全球营养报告》显示，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因营养性疾病损失3.5万亿美元，而超重和肥胖花费5000亿美元，大概是中国GDP的1/3到1/4。而中国是第二大营养不足的国家，但也面临肥胖问题，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共存。

不过，这其中很多病都是可以预防的，如果做好营养干预与疾病预防，则就是一份“赚钱的买卖”。国内外研究表明，每投入1元资金进行社区高血压的综合防治，可以节约心脑血管病的治疗费用8.59元。

我国高血压患者约1亿人，仅此一项防治措施就可每年节省医疗费用7~8亿元。我国营养不良改善项目结果显示，营养不良若被控制，每年可节省168亿元。

我国目前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，市场食物供应充足，2003年底人均收入达1000美元，我国与国外营养立法的背景相比，已经具备了社会经济基础。正是营养立法的好时候，可以及时止损。

国内外实践表明，人均GDP由1000美元增至3000美元的时期是居民膳食营养结构迅速变化的关键时期，也是营养改善的关键时期，此时若加以正确的营养指导，将明显提升我国居民的体能和智力水平，预防营养缺乏和营养过剩，增加整体健康度。

“建设健康中国，首先得保证全民健康，如果人人都是病病歪歪的，或者只是靠高昂的医疗而不是预防来延长预期寿命，谈何健康中国。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张兵教授认为，我国营养改善工作需要营养法律来强化和保障，营养立法问题应当优先纳入议事日程。

70多年前，美国和日本就颁布了营养法

在营养立法方面，美国和日本是走在前面的，分别于1946年、1947年就颁布了营养法，现均已非常系统且全面。

美国是最早制定营养法的国家之一，1946年制定了《学校午餐法》，联邦政府援助的“午餐计划”是作为“一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措施”而建立的；1966年，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《儿童营养法》，并作出批示：“营养好是学习好的必要条件”。此外，还有《全国营养检测及相关研究法》、《营养标识和教育法》和《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》等多项法律，是目前世界上营养法规最健全的国家之一。

日本紧随其后，于1947年颁布了《营养师法》，1952年颁布《营养改善法》，1954年颁布《学校供餐法》，在经济极端困难情况下，用营养法规保障小学生营养午餐制度，大力提倡饮奶，建立营养调查和营养指导制度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。目前日本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比我国儿童青少年高2～3厘米。另外，日本还颁布了《厨师法》、《学校保健法》、《食育基本法》等一系列法规，甚至还做成了“食育榜样”，全世界食育看日本。

“我在日本待了7年，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人对吃这件事的重视。”张兵教授说，学校和医院配有营养师自不说，日本的营养教育和科普也做得很好，电视上经常讲一些烹调的技巧和食物营养。他们的“市民馆”或者“社区活动中心”常有一些自发性的活动，教老百姓实际操作做饭和营养搭配。他们很注重饮食多样化，便当里动物性食物、蔬菜、水果等都有，而且摆得很好看，他们的超市里还经常有各种食材的半成品，用的时候直接搭配就可以了，既方便又容易做到食物多样。

翟凤英在去日本调研的时候，也发现了日本人对执行营养法的严肃。如果你“大腹便便”，不好意思，单位是不让你进去的，把你的大肚子减掉再来上班。

也许有些人会说，这都是发达国家，基本温饱解决了，才想着为营养立法，其实不是。翟凤英说，“美国和日本在制定营养法的时候当下状况并不是特别好，尤其是日本，他们的营养法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，其国内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制定的。他们很早就急着营养立法，说明他们意识到营养的重要性了。”

翟凤英补充，“我的硕士是在菲律宾学的营养规划，那时候我们都是来自各国的同学，斯里兰卡的同学毕业回去时，政府还会专门在他们当地很重要的报纸上刊登‘欢迎XXX学营养归来’，可见他们国家对营养有多重视。”

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国家也非常重视营养立法。芬兰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、韩国、泰国、印度、肯尼亚、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先后制定了营养相关法律法规，但是中国的营养立法工作远远落在了后面。

近几十份提案，中国营养法难产几十年

中国的营养立法其实也是在一直推动，但是呼吁了30多年，立法提案提交了很多次，营养立法一直被排在待立法的队伍后边。

“我现在血压有点高，可能就是被营养立法‘折磨’的。”从2002年开始就一直推动营养立法的翟凤英调侃道，并将这些年听过的和走过的营养立法路上的艰辛慢慢道来。

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营养领域和营养相关的专家就开始呼吁营养立法，1985年原卫生部就临床营养工作的重要性下发文件“关于加强临床营养工作的意见”，明确了营养工作在临床医疗中的地位。1997年为落实《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》，初步形成了《营养师法》草案。2001年营养专家再次进行营养立法提案的启动工作，从2002年开始通过政协、人大代表向全国政协和人大进行营养立法的提案。

好在，2004年3月有个好消息，温家宝总理在46名院士及营养专家的营养立法呼吁信上作了批示，经调查和研讨，国务院法制办建议“先从条例入手，试行一段时间后正式立法”。

中国营养学会相关专家兴致勃勃地起草了《营养改善条例》(草案)和立法背景说明等大量的文件，也开展了多次的营养立法调研。但是，由于我国面临着大量的立法需求，营养立法工作还难以在近期进入国家的立法程序。2010年发布了《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》，但《营养改善条例》至今还未正式发布。

近几年，营养立法的声音也一直有。《国民营养计划 (2017～2030) 》明确提出要“完善营养法规政策标准体系，推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，提高标准制定和修订能力。”2019年，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》继续强调推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。

但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国家立法，没有立法，政府的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难以落实，营养改善计划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。

“全国卫生、营养、教育、科技、农业、食品、宣传等社会各界呼吁营养立法已经三十多年了，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，全国政协委员也都在全国‘两会’召开期间提出多项提案，但声音还是小了一些。”翟凤英说。

营养立法缓慢，营养专业队伍萎缩

营养法的雏形是营养师法，先有人，才能真正把营养立法的工作做好。

“解放初期，中国有六大医学院校，哈尔滨医科大学、中山医科大学、北京医科大学(现北大医学部)、上海医科大学(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)、华西医科大学、同济医科大学是设有营养系的，但是由于相关需要营养工作的单位没有设营养岗位，很多学生毕业了不是去食堂择菜就是去卖饭票了，或者到相关企业搞销售，没有继续搞营养工作，这也导致很多医学院校取消了营养系，人才大量流失。”翟凤英觉得很可惜。

缺乏法律保障，营养专业人员的地位和工作岗位得不到保证，医学院校取消了营养系，仅防疫系统就有我们通过执行营养项目培养出的3万多名营养工作者在卫生机构改革中被迫改行，全国的营养专业队伍日渐萎缩。

与营养专业人员少相反，我国13亿人口，对营养师的需求极大，疾病预防控制系统、医院、社区、托幼机构、学校、餐厅、航天员、运动员、食品企业等都需要大量营养师和专业人员。目前，我国营养师数量严重不足，在岗有资质的仅2000余人，与人口之比约65万∶1，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。

而且，由于规范化培养、工作、职称都得不到保证，营养师的质量层次不齐。在美国，要做一个营养师其实很难。张兵教授介绍，“在美国，要做注册营养师需要先学习5～6年，然后还需要到有注册营养师资质的机构实习半年到一年半，最后再经过考核才能获得资质。而且，这种注册营养师需要终身学习，五年内要不断参加培训学习，集满学分后，五年以后才能继续延续这个资格，否则就丢失了”。

中国从2013年开始，中国营养学会也在逐步培养和完善注册营养师制度，类似美国的这种模式，但还在摸索阶段。

除了仅有的国家级营养专业机构外，各省市均缺乏完善的基层营养工作体系，难以开展全面的营养改善工作，不能将营养工作常规化。目前的营养工作多以项目形式实施，存在局部性、阶段性、临时性的色彩，一旦项目结束，刚取得的营养改善效果会逐渐消失，原有营养问题又暴露出来。

有了人才，还得有领导，翟凤英建议成立由各有关部委参加的国家营养工作领导委员会，对上能够直接接收领导的指示，对下可以进行统一部署和协调，更有助于推动营养立法工作的具体施行。

“希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行对营养立法的强调，能真的让营养法的春天来得早一点，再早一点！”这仍然是翟凤英的愿望。

来源：健康时报网